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有一个人本该出现在授衔名单上，却始终没有出现。 王维舟，一个仅比朱老总还小一岁的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护法运动，大革命时期在老家四川创办了第一个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又是红军军长。 图|王维舟 评衔工作开始以后，评衔委员会把他列进了“须评定军衔且授予”的名单，可就在授衔前夕，王维舟主动找到了党组织，提出不参与授衔： “连主席都不要大元帅的军衔，我要这个军衔干什么？没有军衔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王维舟提出不参加授衔，原因也很简单，他当时已经68岁，无论是年岁还是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他想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好让年轻人顶上来。 王维舟的高风亮节，让很多人都动容。 十年孤旗，川东星火照巴山 王维舟只比朱老总小一岁，1887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其实要说是农民家庭，也不太准确，王维舟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算是很有名气的，只是家里一直没有置办什么产业，所以家庭经济状况算是一般。 随着后来祖父母去世以后，王维舟的家境就更差，以至于他不得不从私塾辍学去务农。后来为了贴补家用，他幼小的年纪便远赴成都担任学徒、店员维持生计。 苦难的生活使得王维舟恨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11年5月，清政府财政困难，提出把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把铁路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债。 因为清政府宣布把四川的铁路收归国有的时候，并没有清偿修建这两条铁路的民间资本，引起了出资修建铁路的绅士、商人、地主和农民。 后来清政府下令调湖北的新军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客观上为后来武昌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维舟也参与了四川这次保路运动，脱险后他返回老家，在老家组织青年“义军”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王维舟出任东乡（宣汉）军政府警备队长。 清政府垮台以后，王维舟参加了靖国军，并历任营长、团长等职。 随后几年时间里，王维舟亲眼见到了军阀混战的底色，为了探寻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离开了旧军队。 1920年，王维舟在上海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同年5月经金笠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 同年，王维舟去苏联伊尔库茨克学习时，还坐在台下听过列宁的演讲。 1921年，王维舟从苏联回国，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工作，1927年，王维舟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这次听讲对王维舟的影响很大，也使得他意识到，中国国情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正处于低潮，王维舟回到川东大巴山，在宣汉、万源、城口交界的固军坝拉起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总兵力三百余人。 队伍刚成型，上级的要求就来了：离开四川，向湖北发展。一千多人走到湖北房县，陷入重围，大部牺牲。留守川东的第二路也在军阀刘存厚的围攻下损失惨重。 1930年7月末，王维舟又在虎城场和南岳场组织起义，合编出第三路，李光华任司令员。 然而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影响，第三路成立没几天，东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命令又压下来。西罗坪一战，激战三昼夜，队伍损失大半，李光华重伤被俘，英勇就义。 王维舟带着余部退回梁山、达县、大竹三县交界地带。 在意识到敌人强大后，王维舟没有选择再与敌人硬拼，而是化整为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王维舟出任总指挥，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且还开辟了川东游击根据地。 图|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王维舟率部极大的牵制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兵力，朱德后来评价说： “有着这样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 后来的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作战，徐向前对这支地方武装的表现相当满意，决定把它改编为正式的红军。 1933年11月2日，宣汉县西门操场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第97、第98、第99三个师，蒋群麟、冉南轩、王波分别担任师长，全军一万多人。 这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支全部由四川子弟组成的红军军级部队。 四番风雨，铁血之师成孤旅 红33军建军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发展扩编至5个军八万多人，这个规模也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恐惧。 1933年11月，刘湘调集20多万大军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动进攻，当时红33军的新兵还没来得及完成整训，就迅速投入了战斗。负责宣汉杨柳关到开江县高桥两百里的防线， 要知道当时红33军，还谈不上多有战斗力，整体的作战风格，还没过渡到正规作战风格。 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地图 王维舟和杨克明带着官兵在阵地上硬顶了一个多月，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任务完成了，代价是红97师减员尤为严重。 不久之后，张国焘又是一纸命令下来，为了健全各个基层连队，取消了第11、第26、第92、第97师撤销师部，部队并入其他师，同时以又以“部队伤亡大”为由指责杨克明“不会打仗”，撤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