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纽约摩根大通总部的中美经贸磋商从上午持续到傍晚。会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给出的评价是“非常成功”，中方公布的口径同样积极，称双方围绕历次经贸磋商共识、双边贸易投资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还确认，双方同意再就人工智能举行会谈。中美“终于谈妥”，现在部分议题已经从是否要谈，进入怎么继续谈、由谁来谈、用什么机制谈的阶段。 纽约这轮磋商能够往前走，靠的是把过于庞杂的中美经贸与科技矛盾拆开处理。人工智能安全先解决沟通机制，普通贸易先处理非敏感商品，芯片出口管制、稀土供应等高压议题仍留在各自渠道里。这样做没有要求任何一方先放弃产业竞争，却给双方留下了可以推进的空间。贝森特会后还想接着聊，正因为这种分题推进的方式开始产生具体结果。 中美经贸磋商长期有一类困难。关税、芯片、稀土、投资审查、技术出口、农业采购全挤在一张桌子上，每个议题又和国家安全相连，很容易出现一项谈不拢，其他事项也跟着停住。纽约会谈采取了更细的切法。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明确说，先进AI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没有进入这次AI机制讨论。 与此同时，双方把“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安排交给贸易委员会继续推进。争议大的事项继续争，能形成共同利益的事项先往前推，谈判的可操作空间自然扩大了。 人工智能能够成为这次会谈中较快形成后续安排的议题，原因在于中美在这里同时面对竞争压力和事故风险。双方都想把模型做得更强，也都不愿意看到一次严重的AI事件因为缺少沟通，被误判成对方的主动攻击。围绕重大事件建立通报渠道，不需要交换核心技术，也不要求放松芯片限制，却可以减少危机升级的概率。 贝森特在会谈前已经把美方想谈的范围说得比较具体。他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讨论“共同风险”，希望避免两个AI体系完全分裂，议题会涉及开放权重和闭源模型。到了纽约，美方把这套想法进一步压缩成更容易操作的方案。一旦出现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AI事件，两国需要有办法及时通报，并逐步形成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基本认知。 美国在AI问题上的口气发生变化，也有其国内背景。过去一段时间，华盛顿强调的是竞赛速度，担心任何减速都会让中国追上。可随着前沿模型能力上升，美国科技界和政策圈对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模型被滥用等风险的讨论越来越多。 贝森特这次没有提出中美一起放慢AI研发，而是把合作范围放在事故通报和风险沟通上。这样既保留美国继续竞争的政策空间，又能处理两国都可能遭遇的安全事件，谈判阻力自然小得多。 这类机制听起来不如关税减让醒目，作用却很实际。AI一旦进入网络防御、关键基础设施、自动化决策和大规模信息处理，事故的跨境影响会迅速放大。模型被滥用发动网络攻击，关键系统出现异常，或者双方对某次AI相关事件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都可能让技术问题迅速变成安全问题。 美国和中国又恰好是全球AI研发与应用能力居前的两个国家，彼此缺少沟通渠道，风险会进一步放大。 也正因为如此，这次AI对话刻意避开了容易卡死谈判的部分。格里尔公开说，先进芯片出口管制不在AI机制的议程里。中方的公开通报只确认双方已经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双方暂时没有去争谁接受谁的AI治理方案，先把沟通渠道搭起来。 贝森特随后说双方还会再谈，这说明AI安全已经从会谈中的一项议题，开始向固定议程靠近。 贝森特表现得意犹未尽，也与AI议题本身有关。一轮会谈只能把框架搭起来，接下来还要谈什么情况算“国家安全级别”的AI事件，通报应当包含哪些信息，谁负责联系，遇到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或关键基础设施异常时怎样避免误判。 这些细节需要持续会面才能落地。只要双方都认为沟通有用，AI就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能够长期保留的技术性对话渠道。 经贸部分采用的办法很接近AI对话，先从政治和安全敏感度较低的商品入手，把可以恢复正常交易的部分单独列出来。这样一来，中美经贸关系无须等到所有结构性分歧解决以后才有改善空间，企业也能先从明确的商品和关税安排中获得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今年5月，中美已经原则同意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对等规模的关税削减安排，双方各自涉及的商品规模在300亿美元以上。到了纽约，格里尔表示这项工作要进入操作阶段。按美方公开说法，中国出口商品可能包括消费品和低技术产品，美国出口商品可能包括能源、农产品以及医疗设备。这个清单还没有正式敲定，但方向已经相当具体。 从这些商品开始，商业上很好理解。消费品和低技术产品与尖端技术竞争的距离较远，美国降低相关关税，直接关系进口成本和零售价格。能源、农产品和医疗设备则是美国拥有出口能力、又希望扩大中国市场的领域。中方也有稳定进口来源、增加市场选择的需求。 双方把这类商品从高强度竞争议题中剥离出来，谈判时需要付出的安全政策代价较低，企业又能看到实际订单，因此更容易形成交换。 不过，这项安排还有现实压力。现有中美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