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春天的台北，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 不是花香，不是海风，是潮湿的墙皮散发出来的霉味，混着煤炉的烟气和排水沟的闷臭。街道两旁的榕树气根垂得很低，风吹过来，那些根须就轻轻晃，像什么东西在暗处招手。 那时候的台北不大。 从西门町走到总统府，用不了半个钟头。路上能看到穿草鞋的农夫挑着担子从城外进来，也能看到穿呢子军装的军官坐着吉普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老百姓走路的时候习惯低着头，不太看路，也不太看人。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那年头，看一眼就可能惹上麻烦。 街角的电线杆上经常贴着告示，白纸黑字，盖着鲜红的印章。围过去看的人不少，但看完就散，没人议论，没人交头接耳。大家看一眼，低头走开，步子比刚才快一些。 那些告示上写的名字，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但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名字后面往往跟着两个字：枪决。 马场町那个地方，台北人尽量绕开走。 那是一片河边的荒地，平时没什么人去。偶尔有放牛的孩子经过，远远地看一眼，就赶着牛走开了。大人从来不让孩子往那边跑，问起来就说，那个地方风大，去了容易着凉。 其实不是风大。 是那个地方，经常响枪。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号那天下午，马场町的枪声又响了。 四声。 不是同时响的，中间有间隔。第一声最脆，后面的有些闷，像是枪口离地面近了一些。枪声传出去很远，一直传到河对岸，惊起了一群白鹭。 那天被绑着推到河滩上的人，一共四个。 站在最左边那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左边的袖子空荡荡的，眼睛也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翳。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凸出来，但表情很稳，看不出害怕。 旁边的士兵推他，他就往前走了两步，跪下的时候腰还挺得很直。 枪响之前，有人听到他嘴里在念什么，声音不大，听不太清。念完了，他就抬起头，看着河对岸的方向。 那边是大陆。 那边有他留在大陆的一双儿女，有他念了半辈子的老家，有他年轻时候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 那个穿白衬衫的人，叫吴石。 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这个头衔说出来，在当时的台北，谁听了都要站直了回话。参谋次长，那是能直接走进总统府开会的人，是能在军事地图上画圈的人，是手里握着最高级别军事情报的人。 可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情报员。 代号“密使一号”。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号下午四点半，他被绑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吴石被枪决的消息，第二天就见了报。 报纸上的标题写得很简洁，说“匪谍吴石等四犯昨枪决”，正文只有寥寥几行，没有更多细节。但街头巷尾私下传的，比报纸上多得多。 有人传，吴石在牢里被打得很惨，一只眼睛活活打瞎了。有人传，他临死前写了一首诗，是什么“凭将一掬丹心在”之类的话，传的人也说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有人传，他死的时候穿着一件白衬衫，血把整件衣服都染红了，但脸上一滴眼泪都没有。 这些传言在台北的茶馆里、在澡堂子里、在菜市场里，压低了声音一传十，十传百。传的人说完就散，听的人听完就忘。 但有一件事，传的人不多，知道的人更少。 就在吴石被枪决之前几天，有人两次闯进总统官邸，去找蒋介石求情。 这个人，叫汤恩伯。 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上将军衔，在国民党军界算是老资格。但他这个老资格，那几年已经不太值钱了。 他闯总统官邸那天，穿的是军装，没带随从，就一个人去的。 门口侍卫拦他，说总统正在办公，不见客。汤恩伯不走，就站在门口等着。侍卫再拦，他就说要紧事，必须当面报告。 第一次去，没见着。 过了两天，他又去了。 这一次，侍卫通报之后，里面传话出来，让他进去。 汤恩伯进去之后说了什么，知道的人极少。但有一样是可以确定的——他全程没有替吴石本人求一句情。 他知道，吴石通共案已经铁证如山，没有挽回余地。他不会浪费口舌去求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他求的，是吴石的家人。 吴石当时有妻子王碧奎，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女儿吴学成，一个儿子吴健成。按照当时国民党“匪谍案”的惯例，主犯枪决之后，家属往往难逃株连。轻的判刑入狱，重的发配绿岛，甚至也有秘密处决的。 汤恩伯找蒋介石，就是要替吴石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求一条活路。 蒋介石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语气很平，语速很慢。 大意是，人已经保不住了，但家里的人，不要连累。 这句话传出来之后，吴石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果然没有被枪决，也没有被送到绿岛。 王碧奎被关了几个月，就放出来了。 两个孩子，也活了下来。 汤恩伯为什么要替吴石的家人求情？ 他和吴石，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交情。 两个人虽然都是国民党军界的人，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子。吴石是福建闽侯人，书香门第出身，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又去了日本，先后在东京炮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两次结业都是第一名。回国之后一直在参谋系统做事，抗战期间当过第四战区参谋长，属于那种在作战室里对着地图画线的人。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政治经济，后来弃文从武，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走的是带